1948年，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十分激烈，毛主席收到一封蒋介石参谋长的来信。 信中交待： 重兵攻占台、海，打破美日海洋阴谋，给蒋介石来个瓮中捉鳖。 信的署名是陆军大学教育长——杨杰。
解放战争后期，大多数人的目光还集中在东北、华北和中原。
杨杰却把视线越过长江，投向台湾地区、海南岛和东南沿海。他担心的不是蒋介石集团还能不能守住大陆，而是大陆守不住以后，他们会把什么地方变成新的落脚点。
杨杰不是只会在纸上谈兵的人。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、陆军大学教育长，也做过驻苏联大使。
长期的军事实践，让他很清楚一件事：一支军队败退时，兵力损失固然重要，退路是否被切断，往往更能决定最后结果。在杨杰看来，蒋介石集团如果把人员、舰船、飞机、黄金和军用物资逐步转向台湾地区，再依靠海峡阻隔和外部力量支持，就可能把大陆上的军事失败，变成长期的海峡对峙。
因此，他提出的重点不是追着败军一路向西、向南推进，而是先控制台湾地区和海南岛，压缩对方在海上的活动空间。门一旦被关上，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也就失去了稳定退路。
这个思路看起来干脆，真正执行起来却远比陆地作战复杂。人民解放军经过多年征战，已经熟悉穿插、包围、阻击和大兵团运动作战。
可台湾海峡没有公路，也没有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整的阵地。几万乃至数十万人一旦上船，天气、潮流、航向和船只故障，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打乱全盘计划。
1949年6月，中央军委两次要求华东方面和粟裕认真研究解放台湾地区的问题。粟裕接到任务后，面对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一条进攻箭头，而是大量此前很少接触的实际难题。
部队从哪里登船，船只从哪里征集，夜间怎样辨别航向，重炮怎样固定，坦克能否装船，伤员怎样送回，弹药和粮食怎样连续补充，这些都必须一项项计算。更大的困难来自海空力量。
当时人民海军刚刚起步，人民空军也处在初创阶段，可用于远距离输送的登陆舰艇十分有限。沿海民船虽然不少，却大小不一，速度不同，有些船在近岸还能使用，一进入风浪较大的海面就很难保持队形。
华东部队随后调查沿海港湾，登记熟悉海况的船工、渔民和水手，并组织官兵训练游泳、登船、海上编队和夜间航行。许多来自北方的战士过去很少见到大海，只能从最基本的上下船开始练习。
1949年8月，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，进攻台湾地区如果能得到国民党海陆空军大量可靠内应，可以争取较早进行；如果没有，就要等人民海军、空军具备较充分条件后再作决定。这句话点中了渡海作战的要害，部队能不能登上海岸，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困难的是登岸以后能不能站住，后续兵力能不能赶到，弹药和粮食能不能持续送上去。
同年10月的金门战斗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具体。先头部队登岛后，渡船受到严重损失，原定后续部队无法及时跟进。
已经上岛的官兵缺少增援和补给，作战逐渐陷入被动。这次失利使部队更加明白，海岛战斗不能只讲冲锋。
没有足够船只，没有稳定航线，没有海空掩护，即使先头部队表现英勇，也可能因为后援中断而成为孤军。1950年春，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海南岛，积累了木帆船渡海、分批潜渡和大规模登陆的经验。
但海南岛与台湾地区的条件并不相同。海南岛距离大陆较近，岛内还有长期坚持斗争的琼崖纵队，可以接应登陆部队、提供情报并协助作战。
台湾海峡更宽，风浪更大，对方掌握的舰艇和飞机也更多，海南岛的经验能够借鉴，却无法简单照搬。到1950年5月，粟裕担任攻台前线总指挥，准备规模已经扩大到数十万人。
沿海机场、港口、船只、火炮、通信和物资储备都在加紧安排。6月6日，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汇报了作战设想，攻台准备正在逐步走向具体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国际局势会在几周后突然改变。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。
两天后，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直接改变了东南沿海的军事环境。新中国同时面对东北边境安全和东南海上压力，原来的攻台部署不得不重新调整。
杨杰没有看到这一天。1949年9月19日，他准备从香港北上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。
会议最终仍然保留了他的代表资格，他成为代表名单中唯一姓名加上黑框的人。回头再看，杨杰的建议真正值得重视的，并不只是“先打台湾地区还是先打西南”这一道选择题。
他看到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大陆战争结束以后，斗争很可能从陆地延伸到海上，国家统一也会受到国际环境影响。好的战略既要敢于向前看，也要承认手中还有哪些短板。
只看到目标，不计算代价，容易把决心变成冒险；只看到困难，不提前准备，又可能错过时机。攻台计划后来因国际局势变化而调整，也说明国家统一、海防建设与外部环境，从来不是彼此分开的几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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